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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法律诊所让无力者有力

发布:2003-11-14 来源:南方周末2003.11.13 浏览:1424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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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法庭上的法律援助宣传画,可以使更多的人熟悉这项制度。

  凡受刑事控告者,应出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
  
  11月初的一天,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走进了一个从孝感来的农妇,青筋暴突,愁容满面。
  
  她抓住一个学生的胳膊,就像一个无助的溺水者抓到了希翼,开始无限哀伤地讲述自己的遭遇。
  
  “我当年靠卖血供儿子上大学,儿子大学毕业后到孝感市某区做了一个法律工编辑,事业干部编制,但工作3年没领到一分钱工资,反倒向上面交了5000元城市增容费,后来儿子突然得了白塞氏病,为治病欠债8万多元,但最终还是医治无效,他走了。后来,单位也拒绝报销儿子的任何医疗费。”
  
  从此,这位老人就走上了为儿子追讨生前工资和医疗费的维权之路。路延伸到了“中心”,她就走了进来。“总会有个说理的地方吧。”她想。

  
  为了社会的公平
  
  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的创立者,是我国著名的人权法专家万鄂湘教授,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法律援助的概念,差不多也是那时候由他们最早提出的。
  
  “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易受侵害,而公益性法律援助机构欠缺,法学院学生极少有法律实践机会。”这或许就是创办“中心”的初衷。万鄂湘教授早年遍访欧美名校后回到母校,萌发了创建全国首家依托高校、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民间法律援助机构的大胆设想。
  
  1992年5月20日,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正式成立。距今已十余年。
  
  从最早的妇女权益部、未成年人权益部、残疾人权益部、老年人权益部、行政诉讼部出发,“中心”近年又新设了劳工权益部。
  
  残疾人权益部接收的丁亚伟案曾引起广泛关注。
  
  丁亚伟幼年患小儿麻痹症,双腿残疾,拄着一副拐杖参加了高考,2002年被华中师范大学网络学院法学专业正式录取。
  
  10月19日,他到学校报到后不久,学校根据教育部“双上肢或双下肢不能运用者不能录取”,以及“步态跛行不能就读教育学类各专业、法学……等专业”的规定,决定取消丁亚伟入学资格。
  
  在高考体检表中,针对丁亚伟的病情———儿麻致右下肢功能大部分丧失,左下肢肌力减弱,得出的是“限专业录取”的结论,不是不符合录取条件。
  
  丁亚伟的家人找到“中心”残疾人权益部的许康定部长。
  
  “华师大的说法站不住脚,根据《残疾人保障法》规定,残疾人享有同正常人一样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不应受到歧视。‘双拐行走者’不能列入国家体检标准禁止入学范围,能拄拐走路就表明下肢可以应用。双下肢不能运用者表现为双下肢瘫痪、双下肢截肢之类,丁亚伟的情况不在此列。如确因跛脚有专业限制,学校也应为其更改专业,不应令其退学。况且丁亚伟填写志愿时并未隐瞒身体情况,并表示‘服从分配’。”许老师的分析有理有据,他自己腿脚也行动不便,坐着轮椅为此事四方奔走。
  
  许老师表示:“鉴于该案情况复杂,应先通过协商解决,如果最后协商不成,再走法律途径。”协商的结果,是为丁亚伟重新就学寻找到了出路。
  
  2002年12月17日,澳门葡亰娱乐场手机版决定破例录取丁亚伟。同时,与丁亚伟情况类似的其他15名残疾学生也获得了平等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2003年的高考,教育部下发的“体检不能录取标准”改成了引导性意见。
 
  为了使中心多年的法律援助经验让更多人受惠,中心即将按服务对象分类,出版一系列法律案例书籍,其中的一部分将免费赠送给最需要法律常识的人们。

  把责任交给学生
  
  “中心”负责的是解答咨询、代理诉讼和非诉讼案件等法律援助工作。武汉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多年来充当了这里的志愿者。
  
  有一个从安徽来的妇女,让学生们见识了现实中的“秋菊”。她背了一袋馒头,一路从安徽走过来,早上7点就在“中心”门口坐着等人。“中心”安排她在学校的宾馆住了下来,她没住过那么好的地方,晚上起来时摔了一跤,摔伤了腿。学生们就轮流去帮她从食堂打饭,直到她腿伤好了,官司打赢了。
  
  贵州有20多个残疾人,他们的房子被拆迁,房屋开发商在拆迁前允诺他们回迁房给安排在1楼到2楼,便于残疾人正常生活。结果等房子正式建成了,他们被安排到了最不方便的6楼和7楼。生活窘迫的他们欲告无门,最后只得给“中心”打电话求援。
  
  去调查取证的几个志愿者学生没买着座位票,在火车上站着去了贵州。最后官司打赢了,临走的时候,残疾人中间的一个盲人,他看不到志愿者学生的脸,就一个个的用手去摸,他说要把这些好心学生的模样刻在自己的心里。
  
  在“中心”,有些人大老远跑来,推开门,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打官司收不收钱?”听到不收费的回答后,他才敢放心地跨进来。
  
  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培养了学生们非功利的公益法律服务的意识,在此基础上,舶来了西方“法律诊所”的概念。
  
  20世纪60年代,法律诊所兴起于美国法学院。美国法学界和法律院校认识到司法制度中存在的缺陷,以及在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中的局限,他们开始用诊所法律教育模式为法律援助拓宽渠道。
  
  2000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法律诊所教育被引入到中国7所高校的法学院,武汉大学是其中之一。它作为法学院大三学生的一门选修课推出。
  
  “整个法学院申请来选修法律诊所课的大三学生占到1/3,但实际能接纳的学生有限,所以要经过选拔。”中心主任莫洪宪教授说。
  
  法律诊所就像医生的诊所,学生们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服务就像医生做手术,将所学常识灵活运用,也增强了他们的社会同情心。诊所的老师大多在“中心”做法律援助多年,或是有多年律师经验。除了传统的讲授,老师还要“临床”引导———接待当事人、调查事实、收集证据、参与谈判、调解、分析案情、撰写法律文书、代理诉讼、出庭等。
  
  学生每接受一个案件,都必须写出“案件代理计划”,经引导老师审核通过后,老师就退居二线,由学生与当事人签订委托代理协议。
  
  “在诊所里,尽可能的把责任移交给学生,在责任的压力下学习决策,会是很好的经验积累。”70%甚至更高的胜诉率让莫洪宪教授有理由对她的学生报以信任。
  
  “那些上了年纪的人,穷苦不堪的人,一来就跪在那里,拉着我的手,边说边哭,我开始是毫无防备地愣在那里,后来学会了耐心倾听,用法律常识为他们讨回正义和公道。”一个女志愿者谈起自己的援助经历不胜感慨。这个父母眼里吃不了苦的女孩,曾经在大冬天的早晨6点起床,冒着大雪一个人赶长途汽车去外地出庭。
  
  “我说话喜欢长篇大论。在学校时,没有人干涉我。第一次上法庭,我陈述词还没讲到一半,那个法官就生硬地打断我,让我讲话注意抓住重点。在那次打击以后,我的老毛病很快改掉了。”女孩说。她大三时上过法律诊所课,读研究生了,又来法律援助“中心”做志愿者。

  志愿者:艰难的起飞
  
  已经是武汉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一年级学生的胡春莉,从大三选修法律诊所课并到“中心”做志愿者,陆续坚持了3年。她独立经办了十几个案子,包括离婚案、劳动纠纷案、医疗纠纷案等。
  
  最初的苦涩滋味让胡春莉印象深刻。“刚开始我接触到一个医疗纠纷的案子,案情非常复杂,我觉得很有挑战性,查了很多资料准备,老师提醒我注意一下案子的时效性,我一看,傻眼了,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过了诉讼的时效。我只好无奈地把这个问题告诉当事人,我帮不了她了。”
  
  “刚开始出去取证时,对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该怎么定位,一般遇到的问题是对方踢皮球,找各种借口敷衍我。我就像个陀螺一样到处转。”
  
  “在有些法官的眼里,大家就是低价劳动力,有时候对大家的态度很不屑,但对我的当事人来说,我做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会是天大的事。”另一个女孩说。
  
  对学生们来说,第一个难题是身份的限制。没有律师资格,在办理现实案件中无法像律师一样拥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并受到法律保护。
  
  当然,诊所教育也让学生们受益非浅。胡春莉说,刚开始出庭时,坐在法庭上心里直发虚,说话没底气。“那种感觉逼着我回到学校恶补。”
  
  在办案的磨砺中,胡春莉学会了沉着面对对方律师。“我给一个因为怀孕被单位拖欠工资的妇女打官司,对方律师拿出一大堆水电费的欠缴单,以此作证单位不是不想给她发工资,实在是效益太差;我在庭上反驳他,这些欠缴单不能得出效益差的结论,还可能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忘了交,还有就是恶意拖欠!”
  
  一个女学生自豪地说:“我爸爸是做检察工作的,虽然我是学法律的,但以前他很少跟我谈论法律问题。现在我去他那儿玩,碰到他和同事讨论问题,他会让我也参与进去谈谈意见。”
  
  为贫困者代理法律事务的诊所式教育,使学生可以直面由于经济局限可能造成的正当程序和司法公正的欠缺。那个女孩就常常豪情满怀地和身为检察官的父亲谈到“正义”和“公平”这些字眼。“在爸爸的眼里,我的正义公平观,还是过于理想化,每到它们冒出来时,他就在一边笑,或者若有所思地说,‘年轻人还是应该这样!’”
  
  “现在还有些案子涉及到企业改制,很难打,法院连立案都立不上,还有涉及到医疗纠纷的案子,取证非常困难。包括民告官的案子,学生也很难取证,但他们常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大家也支撑学生去打,在评价时注重看学生投入的过程,而不只是官司的输赢。”“中心”的引导老师杨教授说。
  
  记者在“中心”遇到的一个志愿者学生,他现在处理的一个案子就是类似情况:武汉一家国有企业的工人很久没有发工资了,生活无着落,找他们要和厂里打官司。
  
  经过深入了解,学生们发现这个厂早已经资不抵债了,1个亿的资产只卖了1000多万。
  
  “如果大家提起诉讼,企业一破产,工人们还是拿不到钱,虽然棘手,但大家还是要尽可能的通过多种途径,找到解决的希翼。”男生皱了皱眉继续说,“我在实践中碰到的最大问题可能是,大家讲法律,他们讲稳定。实际中有些案子不是法律范围内能解决的。”
  
  来“中心”求助的案件,很多属于疑难杂症。学生们可能遇到种种难题,比如,法院对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不予提交立案,甚至拒绝当事人提交的诉状和证据材料,或者遇到法官不依法裁判,鱼肉当事人合法利益的情况,或者生效的判决因法官原因迟迟难以实行……
  
  在遭遇法律和体制的困境之外,进一步面临的是资金的瓶颈。而所谓无偿的法律援助,有时也会因经费的问题限制了学生及时全面地了解案件。在美国,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极其昂贵的法律教育模式,所有进入诊所的学员都要交一笔不菲的费用,用作运作经费,而在中国目前情况下,除了某些基金会的阶段性赞助外,没有其他稳定的资金支撑。
  
  与从事传统教学的老师们相比,诊所老师一面超负荷地工作,另一方面在高校传统的业绩评价体系中却处于劣势。
  
  中国的法律诊所教育,难题可能要比认识到的多,而获得的可能也要比认识到的多。(记者 沈颖)

关键词 法律诊所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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